近年來，隨著證監部門對上市公司財務造假行為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全鏈條追責機制逐步完善，不僅對直接造假的上市公司進行嚴懲，還通過“一案雙查”模式，將會計、審計、保薦、法律服務等第三方中介機構納入追責范圍。這一舉措有效遏制了財務造假行為，但同時也引發了關于注冊會計師刑事責任認定邊界的討論。部分案例中，注冊會計師甚至在未受到行政處罰的情況下直接承擔刑事責任，這一現象引發了業界對法律適用合理性的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在兩會期間提出，當前司法實踐中存在行政處罰與刑事責任界限模糊的問題。他指出，檢察機關在認定中介機構責任時，應充分區分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程度，避免將所有行政違法行為直接推定為刑事犯罪。例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或中介機構未勤勉盡責的案件中，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可能包括故意、重大過失或一般過失，而刑事責任的認定應當嚴格基于過錯性質，防止刑法過度介入行政監管領域。

朱建弟特別提到，財務報表錯報的原因復雜多樣，如商譽減值、重組收益確認等技術性問題，往往涉及專業判斷。證監部門和司法機關在處罰時，應當根據過失程度差異制定差異化裁量標準，避免將所有技術性錯誤一概視為故意或重大過失。他強調，審計責任與會計責任具有本質區別，即使注冊會計師因職業判斷失誤受到行政處罰，也不應直接推定其存在主觀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可能導致刑事責任認定泛化。

在審計實務中，不同注冊會計師對同一交易或事項的認定可能存在合理差異。朱建弟指出，審計準則并未對所有審計程序作出“必需”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對職業判斷的“再判斷”成為刑事責任認定的關鍵環節。例如，判斷某一程序是否屬于“必需的審計程序”，或某一問題是否屬于“一般審計人員能夠正常發現”的范疇，均需要結合被審計單位實際情況、審計信息獲取情況以及監管規則要求進行綜合考量。這類“再判斷”對專業能力要求極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責任認定偏差。

針對這一問題，朱建弟建議檢察機關在處理復雜或爭議性案件時，探索建立外部獨立專家參與機制。具體而言，可由財政部或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協調安排資深專業人士，就職業判斷的合理性出具獨立意見，為刑事責任認定提供專業支持。這一機制既能確保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又能體現過罰相當原則，避免因專業認知差異導致的不公正判決。

朱建弟還呼吁完善注冊會計師責任認定的具體標準。他提出，應明確區分“審計責任與會計責任”“一般失實與重大失實”“一般過失、重大過失與故意”等關鍵概念，并制定可操作的裁量程序。例如，對于注冊會計師“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應當建立量化指標或行為清單，避免司法實踐中因標準模糊導致同案不同判的現象。這些建議旨在平衡市場監管需求與法律公平原則，既維護資本市場誠信秩序，又保障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