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涉及親屬代操作證券賬戶的民事裁定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引發法律界與投資者的廣泛討論。該案核心爭議在于家庭成員間代為操作證券賬戶是否構成法律禁止的“出借賬戶”行為，最高法院的再審裁定為類似案件提供了新的司法判斷標準。

案件起因于投資者劉某某對某上市公司的證券虛假陳述索賠。劉某某主張其名下三個證券賬戶因上市公司虛假陳述產生投資損失，要求賠償303.2萬元及相關稅費。然而，一審法院通過調取交易記錄發現，雖然賬戶登記在劉某某名下，但實際交易終端顯示操作人為其子張某。法院據此認定劉某某未實際參與交易，屬于違規出借賬戶，不具備原告資格，裁定駁回起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最高法院在再審中推翻了原審認定。裁定指出，劉某某作為賬戶名義持有人，已提供虛假陳述的初步證據，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關于賬戶使用性質，最高法院認為，現有證據僅顯示交易終端存在變化，但不足以證明存在賬戶出借的合意。家庭成員間委托代操作證券賬戶的現象普遍存在，法律未禁止親屬間的賬戶共用行為，除非涉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

證券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該案焦點在于程序性原告資格認定，而非對“禁止出借賬戶”原則的突破。上海某律師事務所主任許峰指出，賬戶名義持有人提起索賠時，原告資格通常應獲確認。本案中，原審法院將審查重點轉向賬戶使用性質，偏離了核心爭議點。廣東律師楊森補充稱，家庭成員間的委托操作與商業性出借賬戶存在本質區別，不能僅憑操作終端信息推斷出借關系。

監管實踐顯示，親屬間賬戶借用行為的處罰存在彈性。2023年，證監會對李鵬臻借用親屬賬戶交易5.92億元的行為處以50萬元罰款。李鵬臻曾以“親屬間借用”為由申辯減輕處罰，但證監會明確表示，親屬關系不構成免責事由。2024年，證監會對“超級牛散”章建平及其岳父方德基的賬戶借用行為各罰50萬元，顯示監管對高風險主體的從嚴態度。

法律專家分析，監管處罰與司法裁定的差異源于證據標準與立法目的的不同。廣東律師劉瀟虎指出，行政處罰需形成完整證據鏈，尤其關注資金流向；而民事訴訟中，賬戶操作主體與所有權分離可能構成委托關系。許峰強調，《證券法》第五十八條主要防范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對親屬間無違法意圖的賬戶共用，實踐中可能存在從輕處理空間，但這不意味著法規底線松動。

數據顯示，新《證券法》實施后，監管部門對賬戶借用行為的查處力度顯著加強。2020年至2024年間，公開處罰案例中，涉及親屬關系的案件占比約30%，但處罰金額與普通借用行為無顯著差異。法律人士建議，投資者應避免賬戶共用行為，即使親屬間操作也應保留書面委托協議，明確權利義務邊界，以降低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