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個世紀前，經濟學家凱恩斯曾滿懷希望地預言，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爆發，人類的孫輩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打發閑暇時光，每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時。

當 AI 出現時，我們以為這個愿景要實現了。

過去我們認為，如果 AI 能在 1 分鐘內完成過去需要 1 小時的工作，那么我們就會多出 59 分鐘的休息或深度思考時間。

但根據 HBR 最新發布的一篇文章，通過對美國一家科技公司 200 名員工長達 8 個月的研究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AI 并沒有讓工作消失，它反而讓工作變得更密集、更黏稠、更無孔不入。

01

空隙的消失

在 AI 介入工作流之前，我們的工作時間其實是有空隙的。

在這家被 HBR 觀察的公司里，沒有人揮舞著皮鞭強迫員工加班。事實上，公司甚至沒有強制要求使用 AI。

但 AI 介入工作流后，員工們開始在午餐時、在會議等待的間隙、在電梯里，掏出手機向 AI 發送一條條工作相關的指令。

結果員工的工作節奏變快了，承擔的任務范圍變寬了，工作時間也延長到了更多時段。

為什么？因為 AI 太好用了，也太容易使用了。

在過去，開啟一項工作是有「物理阻力」的。面對一個空白文檔，你需要思考、調動意志力、收拾好環境……這種阻力像一道天然的堤壩，將工作與休息隔開，因此也催生了難以攻克這種阻力的「拖延癥」。

在 AI 普及前，「拖延癥」是非常大眾的一個工作現象｜圖源：圓圈心理

就像你不會在吃外賣或等電梯時突然開始寫代碼，因為后者更像是一個嚴肅的、需要整塊時間的工作。

但 AI 抹平了這道堤壩。

輸入一行提示詞幾乎沒有任何心理成本，它感覺不像是在工作，更像是在聊天。

于是，工作順著這些被 AI 鑿開的裂縫，滲透進了原本屬于生活的每一個縫隙。這就是HBR文章中所描述的「邊界模糊」。

而當「開始工作」變得毫無摩擦力時，「停止工作」就變得異常艱難。

那種在工作中自然的呼吸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持續不斷的、低強度的認知介入。

這就如同即時通訊工具普及后，「下班」的概念在事實上消亡了。只要手機還有電有網，我們就默認處于在線狀態，我們在工作上做的事情越來越多，時間密度越來越大。

人被直接暴露在「持續輸出」的狀態里，不再有過渡和等待。

02

任務的擴張

更深層的疲憊，來自于一種名為「任務擴張」的誘惑。

HBR 的研究觀察到，AI 的介入，讓產品經理開始寫代碼，研究人員開始做工程，設計師開始干運營。

因為 AI 提供了一種虛幻的「全能感」，它填補了技能的鴻溝。許多員工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不知不覺地承擔了那些原本屬于他人、或者原本會被外包、甚至原本會被放棄的任務。

這聽起來很勵志，像是在職場完成了「斜杠青年」的自我成長。但站在社會學的冷峻視角下，這其實是一種極度的自我剝削。

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在《新異化的誕生》中曾精準地指出，現代社會的邏輯是「動態穩定」。就像在跑步機上，你必須不斷加速奔跑，才能僅僅保持在原地。

寫于 AI 爆發前期的書，卻預言了 AI 帶來的結果｜圖源：豆瓣

AI 加劇了這種跑步機效應。當「能不能做」的門檻被技術拉下來后，「做不做」就變成了新的壓力。

如果一個產品經理能夠用 AI 生成代碼，那么在組織的隱性期待中，他就應該去寫。

而且效率的提升，會直接轉化為任務擴張，生產力紅利也會被制度吃掉。

于是，職責的邊界被溶解了。每個人都在向外擴張，每個人都變得更加忙碌。HBR 將這種現象稱為「隱形的工作量蔓延（Workload Creep）」。

而且這種忙碌往往是低質量的，工程師們不得不花更多時間去審查、修正那些由半吊子同事用 AI 生成的代碼。

這種蔓延在最初的興奮期過后，留給員工的是深深的倦怠和判斷力的枯竭。

你以為你在利用 AI 的無限能力，其實是 AI 帶來的無限可能性，在透支你有限的精力。

03

速度的暴政

為什么明明有了能節省時間的工具，我們卻不敢休息？

這里，羅薩的理論為 HBR 的觀察提供了一個視角：技術加速并沒有帶來時間的富余，因為「任務量的增長速度」永遠高于「效率的提升速度」。

換言之，技術加速從來不會自動轉化為時間盈余，它往往引發的，是社會節奏的整體上調。

這些節奏的變化，在快遞、外賣這種以速度為指標的行業中最為明顯，但也早已滲透進了其他行業。

在 HBR 的案例中，工程師們發現，雖然寫代碼快了，但他們并沒有因此早下班，因為社會系統立刻用更多的需求填滿了節省下來的時間。

比如以前一天能做兩個方案，現在 AI 幫你做到了十個，那么十個瞬間就成了新的及格線。

在這個層面，AI 并沒有消滅內卷，反而強化了它。我們陷入了一種「速度的暴政」。在這種語境下，慢不僅是低效的，更近乎一種不道德。

這種加速不僅僅是物理時間上的，更是心理層面的。

當機器的時間邏輯成為默認節奏，人類就被迫向這種節奏靠攏。原本屬于人的遲緩、猶豫、醞釀，就會被視為低效甚至不專業。

于是速度開始具有道德含義，慢開始變成工作能力不足，這也就是羅薩所說的「速度的暴政」。

04

新型的異化

而當 AI 可以在后臺 24 小時并行處理任務時，你也得被迫進入一種「多線程并發」的狀態，開始一邊開會，一邊讓 AI 生成摘要，一邊讓另一個 AI 跑數據。

這種狀態被 HBR 描述為「有了伙伴的錯覺」。你覺得有人在幫你，這種勢頭推著你往前走。

但代價是你從一個「創造者」變成了一個「監控者」。

角色切換了，工作量并未減少，你需要不斷地切換上下文，去檢查 AI 的產出，去警惕它的幻覺。這種「監工」的角色，需要的不是流淌的心流，而是時刻緊繃的警惕。這往往比自己親手做還要消耗心神。

科技加速最終將傳遞為生活節奏的加速｜圖源：新異化的誕生

用羅薩的理論來說，我們正在經歷一種由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新型異化。

馬克思時代的異化，是工人與產品分離。

AI 時代的異化，是人與「過程」分離。

我們不再從頭到尾地從泥土中調和、捏造、燒制一個罐子，我們只是對著空氣喊了一句咒語，罐子就出現了。

而羅薩認為，人類與世界的「共鳴」往往產生于克服阻力的過程。

當你費盡心力斟酌一個句子的措辭，或者在一行行代碼中排查出一個隱藏極深的 Bug 時，你與你的工作對象之間存在著一種「摩擦」。這種摩擦是痛苦的，但克服它的過程，也是你將自我的生命力注入對象的時刻。

AI 讓我們失去了與物質世界「摩擦」的質感，也失去了在克服困難中確認自我的機會。

那么，我們注定要在這條跑步機上跑死嗎？

面對這種困境，HBR 在文章的最后，試圖給出一劑解藥：

建立「AI 實踐規范」。

他們建議企業設立「刻意的停頓」，進行「任務定序」，回歸「人本聯結」。

這些建議無疑是理性和善意的，但在一個以增長為信仰的商業世界里，要求企業主動降速，這是是一種悲壯的理想主義。

但作為個體，我們必須看清這其中的荒謬。

如果我們無法定義什么是「足夠」，那么任何工具的進步，最終都會變成加在我們身上的枷鎖。

我們需要重新奪回那種「笨拙」的權利。在某些時刻，刻意地拒絕 AI 的輔助，去忍受空白文檔的煎熬，去忍受查找資料的繁瑣，去忍受思考的停滯。

凱恩斯預言的悠長假期并未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