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龐若鳴的名字與OpenAI新成員的標簽一同出現時，人工智能領域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這位曾被meta以2億美元薪酬包招攬的頂尖人才，僅在“超級智能實驗室”（MSL）停留7個月便轉身離去，投向OpenAI的懷抱。這一選擇背后，折射出AI行業人才流動的新邏輯——頂級從業者對科研環境的重視，遠超單純的薪酬數字。

龐若鳴的職業軌跡堪稱AI行業發展的縮影。1999年從普林斯頓博士畢業后，他加入谷歌開啟技術生涯，從首席軟件工程師逐步成長為谷歌大腦核心成員。在谷歌的15年間，他主導的Bigtable索引系統被上千個項目采用，Zanzibar授權系統實現99.999%的可靠性，Tacotron 2語音合成系統更成為行業標桿。這些成果證明，他擅長構建AI基礎設施的“地基”，而非追逐短期應用成果。

2021年轉戰蘋果時，龐若鳴帶領百人團隊研發基礎模型，試圖為Siri注入更強大的智能。但蘋果新領導層的戰略轉向讓他陷入困境——基礎模型團隊（AFM）被嚴格審查，同時討論引入OpenAI等第三方模型。團隊成員私下抱怨：“我們成了別人的備選方案。”最終，他帶著未完成的MM1多模態模型和開源社區熱捧的AXLearn訓練框架離開，后者在GitHub已收獲2100顆星。

meta的橄欖枝看似更具誘惑力。小扎為吸引他加入“超級智能實驗室”，不僅開出天價薪酬，還官宣與AMD的算力合作。然而，龐若鳴很快發現這里存在戰略矛盾：meta既想通過開源模型構建生態，又急于通過大模型快速變現，導致Llama 4模型陷入“數據污染”爭議，新模型“牛油果”“芒果”遲遲無法落地。他在內部直言：“基礎設施已完善，但缺乏持續突破的方向。”

與meta的搖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OpenAI的堅定。盡管面臨商業化壓力，這家機構始終將“前沿探索”作為核心標簽。從GPT系列到Sora視頻生成模型，它不斷重新定義行業邊界。對龐若鳴這類技術構建者而言，這里不僅有Ilya Sutskever等頂尖“煉丹師”，更有將AI推向真正智能的明確目標。一位接近他的人士透露：“他渴望參與可能改變世界的項目，這種興奮感是金錢買不來的。”

龐若鳴的履歷中藏著華人技術人才的典型成長路徑：上海向明中學、上海交大本科、普林斯頓博士。但他的職業選擇打破了“高薪即忠誠”的傳統認知。在谷歌，他用15年證明基礎設施能力比短期成果更稀缺；在蘋果，他明知可能成為“備胎”仍堅持技術突破；在meta，他幫助搭建算力框架后選擇離開。每一步都傳遞著清晰信號：頂級人才只會為能實現全部價值的平臺停留。

這場跳槽風暴為AI行業敲響警鐘。當小扎用“血腥”形容人才爭奪戰時，龐若鳴的案例證明：2億美元能買來7個月的時間，卻換不來長期投入。對技術精英而言，薪酬只是基礎條件，企業戰略清晰度、科研容錯空間以及行業影響力才是關鍵加分項。OpenAI的競爭力不在于高薪，而在于其“科研信仰”——這種信仰讓核心團隊在Sam Altman被解職后仍集體請愿召回他，也吸引著龐若鳴這類人才持續匯聚。

隨著龐若鳴的加入，OpenAI的實驗室再添一位既懂系統構建又精通模型訓練的全才。而meta的“牛油果”模型仍在尋找突破方向，這場看似個人選擇的人才流動，實則揭示了AI競爭的本質：當技術進入深水區，比錢包厚度更重要的，是能否為人才提供改變行業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