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龐若鳴以14億人民幣年薪加盟meta僅7個月便轉投OpenAI的消息傳出，整個科技圈為之震動。這場看似“短命”的高薪跳槽，撕開了AI行業人才爭奪戰中最殘酷的真相：在頂尖技術人才眼中，薪酬數字遠不及科研自由與戰略契合度來得重要。這場變動不僅暴露了meta等科技巨頭的戰略困境，更折射出全球AI競爭已進入全新維度。
回顧龐若鳴的職業軌跡，堪稱AI基礎設施建設的教科書級案例。1999年從普林斯頓博士畢業后加入谷歌，這位上海交大校友用15年時間從軟件工程師成長為谷歌大腦核心成員。他主導開發的Zanzibar授權系統實現99.999%可靠性，參與構建的Bigtable索引系統被千余項目采用，更與團隊創造出語音合成領域的里程碑Tacotron 2。這些成就背后，是他對AI底層架構的深刻理解——與其說他在“訓練模型”，不如說他在“鍛造煉丹爐”。
2021年轉戰蘋果時，龐若鳴帶著百人團隊攻堅基礎模型，試圖為Siri注入真正智能。但蘋果新管理層對第三方模型的青睞，讓這個團隊陷入尷尬境地。當公司開始討論引入OpenAI技術時，團隊工程師自嘲“淪為備胎供應商”。龐若鳴帶著未完成的MM1多模態模型和在GitHub收獲2100星標的AXLearn訓練框架離開時，或許已看清：沒有戰略自主權的平臺，終究留不住頂尖人才。
meta的遭遇更具戲劇性。小扎去年斥巨資掀起的“人才爭奪戰”，如今演變成荒誕的“圍城效應”。除龐若鳴外，前谷歌DeepMind專家Mat Velloso半年出走，首席AI科學家Yann LeCun在Llama 4風波后離職，甚至有工程師入職僅月余便重返OpenAI。這種人才逆流背后，是meta戰略定位的嚴重撕裂：既要通過開源模型構建生態，又急于通過大模型實現商業變現，導致Llama 4陷入數據污染爭議，新模型“牛油果”“芒果”難產。
對比之下，OpenAI的吸引力顯得格外清晰。盡管薪酬不及meta三分之一，但這里聚集著Ilya Sutskever等癡迷AGI的“科學狂人”，擁有允許試錯的科研環境，更保持著“定義行業下一步”的野心。從GPT系列到Sora視頻生成，OpenAI始終在突破技術邊界。對龐若鳴這類“建爐者”而言，這種環境意味著能將基礎設施優勢轉化為真正的技術突破，而非淪為商業競爭的棋子。
這場跳槽風暴給行業敲響警鐘。當科技公司仍在用天文數字薪酬爭奪人才時，頂尖專家已用腳投票：他們要的不是短期利益，而是能將技術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平臺。meta的困境暴露出AI戰略的致命傷——當企業無法清晰回答“我們究竟要做什么樣的AI”時，再高的薪酬也留不住人心。而OpenAI的“非金錢競爭力”，恰恰在于其始終如一的科研信仰：這里允許失敗，鼓勵冒險，更容得下改變世界的野心。
龐若鳴的軌跡，本質上是技術理想主義者的勝利。從谷歌到蘋果再到meta，他始終在尋找能讓基礎設施發揮最大價值的土壤。當發現meta無法提供持續創新的燃料時，他毫不猶豫地轉向OpenAI——這個被公認為最接近AGI的地方。這場價值14億的7個月“婚姻”，最終證明：在AI時代，真正的稀缺資源不是資金，而是能讓人才保持激情的戰略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