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馬不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軍事力量的象征，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從黃帝造車到騎兵崛起，從帝王名馬到龍馬精神，馬的身影貫穿了中華文明的各個階段，成為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車馬的起源可追溯至遠古時期。據記載，黃帝創造了車的雛形，少皞以牛牽引，奚仲則改用馬匹，并改進了車輛形制，形成了成熟的車馬系統。考古發現證實，夏朝晚期已出現車轍印，商朝則有大量車馬坑出土，其中一些是貴族的陪葬品，另一些則是祭祀遺跡。在先秦時期，貴族出行的馬車數量是身份等級的象征，如《逸禮·王度記》所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車馬在軍事上的作用尤為突出。商周時期，戰車被稱為“乘”，是戰場的核心作戰單元。每輛戰車配備二至三人，包括御者、武士和指揮者。交戰時，御者需靈活調轉方向，以便武士揮戈攻擊。戰車的數量成為衡量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標，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等說法便源于此。然而，戰車受地形限制較大，在丘陵、水網地帶難以施展，逐漸被騎兵取代。

騎兵的興起始于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組建了第一支規模化騎兵部隊，使趙國戰力大增，向北拓地千里。騎兵的靈活機動性使其成為戰場主力，并延續了兩千年之久。為應對北方匈奴威脅，漢武帝派人經略西域，引進適合重裝騎兵的“汗血寶馬”，甚至為此發動戰爭。這些名馬在古代戰爭詩篇中屢見不鮮，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展現了邊地軍旅的慷慨豪邁。

歷代帝王對良馬的鐘愛，源于馬在軍事中的關鍵作用。周穆王為重新武裝王師，親赴西北尋馬，最終得到八匹神駿，并西巡狩獵，樂而忘歸。后世帝王紛紛效仿，如秦始皇有追風、白兔等七匹名馬，漢文帝則從代國帶回浮云、赤電等九匹駿馬。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尤為著名，它們為李唐開國立下赫赫戰功，后被刻于石屏之上，以紀念這些“戰友”。

龍馬的概念將馬的神性推向極致。先秦時期，為天子駕車的最上等馬被稱為“龍”，如《周禮》所述，馬八尺以上為龍。古人視龍馬為天帝所賜，上古神話中，龍馬銜著河圖洛書現世，宣告天命。伏羲氏據龍馬之文畫八卦，堯禪位于舜時，龍馬亦現身祭壇。龍馬精神由此衍生，成為君子自強不息、矢志不渝的象征，如唐代李郢詩云：“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

馬在古代社會還與祭祀、盟誓等活動密切相關。周天子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的傳統，延續兩千余年。出征前，古人會舉行祃祭，最初以祭馬為主，后逐漸演變為祭軍旗。白馬因顏色純潔，常被用于獻祭河神或結盟歃血，如漢武帝堵黃河決口時“沈白馬、玉璧于河”，劉邦分封功臣前結白馬之盟，約定“非劉氏不得王”。

馬的藝術表現形式同樣豐富多樣。西漢時期，馬戲表演逐漸興起，東漢畫像石上常有伎兒騎馬作戲的場景。隨著西域舞馬傳入中原，宮廷中開始訓練舞馬，盛唐時達到鼎盛。唐玄宗生日的千秋節上，舞馬銜杯祝壽成為經典節目，這些馬身披錦繡，裝飾金銀，隨樂起舞，盡顯華麗。安史之亂后，舞馬因無人知曉其習性而遭不幸，逐漸衰亡。馬球也是唐宋時期王公貴族熱衷的運動，既可鍛煉體格，又適合軍事訓練，甚至成為皇家禮儀的一部分。